• 2012-05-07

    医务超人 - [事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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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做了将近10年的外科临床,四年前,杨震开始了医务工作者的职业生涯。他的职位全称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工作主题之一即解决医生与病患之间的纠纷。

    始建于1936年的中山医院是上海有名的三甲医院,杨震的办公室就在医院老楼的一层,外边贴着五个大字,“纠纷接待室”。鉴于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办公室的位置十分重要——每当纠纷场面濒临失控,面对患者家属的攻击,“赶紧逃”是杨震唯一能做的事情。一层的地理位置显然利于他在情况危险的时候跳窗逃走,而曾经作为外科医生,本来憧憬着有着“小李飞刀”的美誉,却渐渐逐渐成了同事之间相互调侃的“跳窗大侠”。

    他的办公室出乎意料地简洁,没有电脑和花花草草。简洁是无奈的,“因为没有一家厂商生产抗打砸的电脑,任何多余的办公用品都会让医院增加损失”,杨震说,“桌子是非常厚重的,椅子是联排的,因为这样的办公家具才不容易被人抱起来砸你。”这并非危言耸听,给家属倒的水必须是温水,因为曾发生过给家属倒热茶,反被泼在工作人员脸上导致烫伤。有一次到兄弟医院串门,那边干脆向杨震介绍经验,“把桌椅都固定在地上,彻底保险”。

    医务工作真的充斥着暴力吗?4月初,新片《心术》的主办方邀请上海的医务人员参加看片会,这是一个描述医生职业生活的连续剧,第一集上来就是医患纠纷的画面。坐在杨震旁边的某家医院医务部主任摇摇头说,“拍得太温柔了”。“我也有同感,”杨震说,“这跟我们平时的场面相比,只能算是毛毛雨。”

    “说句玩笑话,如果患方不纠集几十人,我都有些小小的失落,”杨震半开玩笑地说,“除去各类道具,花圈、横幅、披麻戴孝,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掺杂其中的各式表演——有逼真的,也有拙劣的。人群常有分工,有人高声哭喊、歌唱,有人满地翻滚,有人用最粗俗的言语问候你的祖宗八辈。我们不能言语反击,因为他们就等着你一句脏字出口,对你饱以老拳。”

    其实他的办公室墙上贴着几块大牌子,上面就是医患纠纷处理的法律流程图。一般来说,出现了医疗纠纷,先是患者或家属到医务科投诉,接着进入调解委员会,如果患方不满意处理方案,则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解决。但或许因为对司法程序的不信任,大部分医患纠纷会停留在调解一环。要求医院给出合理解释以及索取经济赔偿,是绝大多数患方的主要诉求。而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医闹”便上演。

    举个例子,前不久杨震处理的一个外科纠纷,患者重病,从外地驱车一天赶到医院,刚到医院没有多久便死亡了,连手术还没来得及做。“家属叫了几十个同乡,进门就把医务处的工作人员给打了”,杨震回忆,直到报警,家属的情绪才稍稍稳定些,“一屋子人挤在那,我们希望家属走医学鉴定,我说‘你们没钱鉴定,我们帮你出’,但实际他们冷静得很,要8位数的赔偿,开口就是天文数字。”

    死者重病已久,拖累得一家经济困难,“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击鼓传花’,”杨震解释,“患者从乡村看到镇医院、县医院、地区医院、省医院,再到上海,最后死在上海,因病返贫,因病致贫。这样的贫困群体是输不起的,一旦人财两空,最后接受的医院一定会倒霉。”

    “现在的社会环境是‘大闹大解决’。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患方始终觉得医院是强势,他们是弱势,又不信赖司法途径,所以才有医闹啊。他们总以为闹了,就能多拿钱。” 杨震无奈, “闹到最后,家属也累了,哀求医院给些救济。最终医院从多方面考虑还是给了几千块的慰问金。其实怪不得谁,这个时代的病。”

    工作的高压下,杨震的心理科同事成立了巴林特小组。这个小组活动最早由匈牙利精神分析师巴林特创立,由812名医生组成,共同讨论关于医患关系的难题。在小组成员的反馈和启发中,医生有机会逐步消除自己在处理医患关系中的盲点,并形成新的视角,更好地了解患病之“人”,有的放矢地处理好医患矛盾。

    “这半年的小组活动,同事报告所遇到的案例,基本上都是被病人威胁或辱骂。”医生的主业原本是治疗病症,现在倒转向如何与病人打交道,“九十年代,我在医科大学里念书时,从未听说过医患方面的顾虑,而现在,很多实习医生却已开始考虑是不是转行。其实,我们与患者在一条船上,共同敌人是疾病,只不过双方都支付了时代成本。”

    不过,杨震宣称自己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医务人员。清明节前,他平均每天要面对至少三次来自患方的人身威胁,“最低级别的:我要上微博曝光你;中等级别的:我要天天跟着你;高级别的:各种肉体消灭你……与职业医闹打交道时,他们都有黑恶势力的背景,反倒能够激发我的斗志,不妥协。”杨震重提跳窗的话题,“我已经掌握了规律,谈判过程中,由于‘要价’的需求,家属总要激动几次,每次激动都与补偿金额有关。我们有原则,不答应,家属有时就突然极端。”杨震说,“大门被大群的家属堵住,我们必须跑,好汉不吃眼前亏,被打了白打。”

    “但是,”杨震正言道,“我通常会告诉我的同事和伙伴,我们的病人很苦,在他们站在你诊室的门口之前,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们遭受过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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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形医生 2012-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