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2-01

    关于美国的书 - [事业线]

    光荣与梦想、流水别墅传、美国种族简史、喧哗与骚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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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健不显老。

    他坐在北京著名西餐厅Capital M的酒吧区,靠着墙的位置,嵌着红五星的小白帽遮着半张脸,专心致志地吃三明治。餐厅里人很多,几乎没有空台,服务生来来往往,没人注意到在角落里吃东西的“中国摇滚之父”。

    餐厅老板米歇尔·嘉娜特(Michelle Garnaut)笑容满面地迎了过去。“我胃不好,得就点水,”崔健随即用流利的英文和她寒暄起来。

    这是一年一度的“Capital文学节”的第四天。崔健与来自澳大利亚的汉学家贾佩林(Linda Jaivin)开始了一场对谈。主办方只用了一句话宣传演讲主题,“中国最重要的摇滚明星谈写作、导演、艺术、生活以及语言。”

    观众开始入场。他们大多是刚刚在这个可以观赏到前门和天安门景观的餐厅用过晚饭的客人,当然,以外国客人居多,穿得相当体面。因此,整个会场立刻充满了一股西式社交的气息。“估计一会儿就会很拥挤了(It’s going to be very crowded later),”一个高大的美国女人手端着酒杯在那自言自语。再迟一会,几个中国年轻人拿着入场券站在了门口,他们手里的星巴克外带杯还没来得及扔掉,估计是刚刚赶过来的上班族。

    忽然响起了口哨声。崔健入场。他穿着黑色高领毛衣、黑衬衣,下边是褐色的裤子。他没有小肚子,身材还像个小伙儿,但仔细看看脸,眼袋似乎重了些,据说摘掉标志性的白色棒球帽,发顶也相当稀疏了。

    崔健保持着相当低调的姿态,他不太笑,也不怎么往台下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拒绝在公众面前曝光。相反,要知道十几年、二十年前,崔健还在各个电视台的黑名单上,而如今已经参加了至少两个卫视的春节晚会。不过,在音乐市场如此细分的今天,甚少再有年轻人,特别是90后,为他疯狂。他的出现让人激动,人们对他的尊敬远非简单的偶像崇拜,然而,他已经不再主流。当年聆听他的那些铁杆歌迷,在岁月的流逝中下岗、下海、出国。

    谈话从《一无所有》开始。27年前崔健穿着件破褂子唱出第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被视作中国摇滚乐的诞生。不过之后也有老外挑衅他,“摇滚是西方的音乐,你们就不会玩点新鲜的吗?”

    “当《一无所有》做出来的时候,我脑子里想模仿的人是StingThe Rolling Stones。但我唱出来以后,大家在乎的是我歌词唱的什么,我的旋律更像哪个地区的,很多人说我唱的更像是中国西部的民间音乐,”崔健指的是他的个人风格,“因此他们都觉得我唱的是中国的摇滚乐。”

    “中国的摇滚乐与其说是滚动的石头,不如说是滚动的蛋。”崔健的话影射了他的歌《红旗下的蛋》,现场一片哄笑。他的作品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他走过来的那个年代,以及属于那个年代的情怀,从而被赋予了太多标签。“有没有人还记得八十年代?”红头发的贾佩林问台下的观众。“所以——”崔健说,“我得先让人们兴奋,再让人们明白。”

    崔健有一套自己的哲学,愿望、行动与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做好一件事。“所有的中国摇滚乐人都承认自己的价值,然而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去勇敢地面对现实。我现在的状态就是一个艺术家面对现实的状态,我需要大量的实验、大量的否定。” 崔健在做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时,听着自己的歌写了一首长诗,后来又请剧作家编成了剧本,成为电影《蓝色骨头》的雏形。“这个电影本来叫做《迷失的季节》,因为我的矛盾在于我的恐惧。但我坚持愿望,坚持行动,我觉得自己一定能找到方法。”崔健说。

    现场播放了一些电影中的未曝光镜头,一个年轻的舞者在两分钟的短片中猝然倒地,拍摄者和剪辑者是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Chris Doyle)。“特别幸运,很多中国的成功导演都没能请到老杜……”崔健正客套着,杜可风突然从台下跳了出来,“不要再吹牛好不好!我自己可以夸自己,谢谢!”

    杜可风穿着条好像秋裤一样的裤子,邋邋遢遢的,拎着啤酒瓶走到台前,和崔健勾肩搭背起来。贾佩林赶忙半开玩笑地哄着他说,“乖,安静点”,但这个怪老头嘴里头仍不干不净地念叨着“去你妈的”,他显然喝多了。

    在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餐厅老板米歇尔也为崔健端来满满一杯红酒,崔健递上了一个感激的眼神。要知道,在整场演讲当中,他一直以一种非常形而上的语言来回答台下观众(当然大部分是外国人)所提出的问题。后来,他好像是应付英文问答有些疲惫了,他反复向贾佩林求证观众的提问究竟是什么。而最频繁从他口中说出的词组,除了“这个问题我刚刚其实谈过”以外,便是“年轻人”三个字。

    “现在的年轻人需要一点刺激。”崔健说,“离现实最近的永远是年轻人,《蓝色骨头》是一部与年轻人有关的电影。”

    “你们不必读万卷书,但要记得仰望星空。”崔健对台下的年轻人说,这是他的老话,每次接受媒体采访大概都会重复一遍。他找来了一个叫大卫的年轻人,穿着黑西装,戴着黑帽子,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跳上舞台。大卫来了一段说唱,“没有人知道我心里想要什么,没有人知道我是假的还是真的。你们不要记住我的脸,我希望你们记住的是我的犀利和我的语言!”

    老外们赶忙叫住贾佩林,“快!给翻译翻译!”贾佩林无奈地摊摊手。现场趋近疯狂。米歇尔大声喊了几句,镇了镇场面,她指了指外面的城楼,“嘿,嘿!都冷静点!你们也不看看窗外那是什么!”

    没有人要求崔健唱一首歌。

     

    经济观察报:到底“年轻人”这三个字代表什么?你说“年轻人最接近现实”,但年轻人充满了理想主义和幻想,应该是最不接近现实的。

    崔健:不是年轻人最接近现实,而是现实疯狂地靠近年轻人。例如,所有的电影宣传都面向年轻人,因为票房是他们制造的;时装行业是年轻人的行业;唱片的销售数字是年轻人创造的。所以说,是现实在逮着年轻人,追着年轻人。

     

    经济观察报:你谈到“中国的年轻人需要点刺激”,那么他们怎么去找刺激?

    崔健:愿望、行动与方法,找到其中两点之后再找第三点。我看过很多中国年轻人饿着肚子做音乐,做了一两年,或者是病了,或者是疯了。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什么机会去行动的话,那么就应该先去吃饱,别饿着肚子又不知道干什么。

    经济观察报:国内有太多肤浅的流行文化,其中很多东西都是模仿国外。你怎么保持自己的音乐的完整性?

    崔健:我觉得是这样,仔细看亚洲的文化,都是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在中国的儒家美学之中,好像给社会找麻烦的人都是没用的人。儒家文化并不是社会学,我觉得儒家文化是特别大的无效的审美取向,我们丧失了寻找自我的方向。因此,当西方音乐进来以后,很多年轻人如饥似渴,就是要和社会发生关系。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一无所有》代表了八十年代,是那个年代的主题曲。如果要你选一个代表现在此刻的歌,你会选哪个?

    崔健:我正在写一首歌叫《苦瓜树》。从我这一代人开始,我们都没有见过一片树林,我们从小到大只见过一棵大树,顶天立地竖在我们窗前。树要倒了,树要枯竭了,我们很担心。但我们从未想过是不是要变成一片森林。对中国年轻人的教育是鼓励你在树下生活,从没有人告诉年轻人,旁边也许还有树,你可以离开这个树到森林中去生活。这棵树很好,很传统,当我们需要它,我们要依靠它。沙漠来了,没关系,我有树;天塌下来了,没关系,我有树。从依靠到幸福、到依赖、到反抗,其实都是一个角度。没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大树。因此,我给这首歌取英文名字叫 CNP,就是“苦瓜树”。

     

    经济观察报:西方摇滚乐取得艺术成功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但《一无所有》唱红了几十年,很难讲这首歌是否给你带来在商业上的财富。在今天的环境中,我们能不能让摇滚乐不仅在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获得在商业成功?

    崔健:西方有很好的政治环境和商业环境,自然会产生政治与经济相对融洽的关系。而中国现在有四个系统,政治系统是共产主义,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个传统的儒家思想,个人又是另外一回事,这里头有很多不融洽、不兼容的东西。《一无所有》创造了很大的价值,其实它已经让很多人富起来了,譬如卖盗版碟的(笑)。说实话我也富起来了,这首歌给我创造了很多的表演机会,我从《一无所有》出名以后就没干过别的事了,可以专心干音乐了,我不用去打工了——这都是这首歌给我的经济效益。曾经有位唱片公司老总说崔健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最成功的人,因为我二十多年前写的歌现在还在唱,还在卖。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审查?

    崔健:当你碰到了风险与阻碍,你才会发现自己还有没有必要坚持。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更聪明、更勇敢起来;或者是妥协。基本上所有人都会在面临这样的选择。对我来说,一个通过妥协成功的艺术家,是非常巨大的遗憾。现在很多人想深刻,深刻不起来,如果深刻了,很多人就看不到他的作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找到准确的方法,既能抒发自己的感情,又能够通过审查。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把质量做的特别特别好,让受众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政府官员来感受你的作品,那么他被你改变了。我自己也在找办法。被封杀并不是我想要的。我站在舞台上,我希望尽自己的可能,准确地、成熟地去告诉我的观众我最真实的感受。同时,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来关注中国的文化市场,因为这和大家都有关系。

    (部分内容来自于文学节现场观众问答)

     

  • 2013-03-04

    听会 - [事业线]

    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举办了一个论坛,叫做“中英创意经济论坛”,主题是“新媒体时代文化艺术机构的机遇与挑战”。主要是邀请英国和中国的文化艺术机构,谈谈它们是怎么看待新媒体这个事儿的。

    British Council办事一向靠谱。去年,他们花了整年时间做了一个活动叫做“UK Now”。从展览到音乐会、从电影到文学,各种精彩的活动在中国各地(不仅是北上广,还有相当多的二线、三线城市)展开。我在去年受益颇多,采访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舞台摄影大师,看了1927剧团的《上街的动物和孩子们》,爱弹吉它的英国驻华大使还请我们这帮记者去大使官邸玩了一圈,我们在他家的大草坪上听爵士乐,敞开胃口吃炸鱼和薯条,特别high。

    好了,言归正传。这场论坛邀请了包括Tate Gallery、Philharmonia Orchestra、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Roundhouse、Culture24等等在内的七八家英国文化艺术机构当中专门负责新媒体运营的人,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同时,中国的国家大剧院、豆瓣阅读、中华世纪坛数字艺术馆和中国博物馆的人,也参与了讨论。

    其实说实体文化艺术机构经营数字媒体这件事,在国内也早不是新鲜话题了。哪怕在微博上搜索,你会发现包括中山音乐堂、北京人艺、国家话剧院、国家大剧院这些超级官方的文化艺术单位,都有官方微博,并且都非常勤奋地在社交媒体世界耕耘着,矢志不移地传递着他们最新的讯息。像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也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数字博物馆,以试图让更多的人接近艺术。

    如果说去年正式上线的谷歌艺术计划跨越了物理距离的界限,把艺术爱好者的空间成本降到了最低,那么我觉得,一个顶级文化艺术机构大力开发数字领域,则是希望把更多的人吸引进他们的实体建筑当中。谷歌作为第三方,起到的是艺术教育的作用;实体美术馆、博物馆开拓新媒体领域,在普及艺术的层面之外,还是希望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到他们自己身上。例如国家大剧院主管古典音乐的高屹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网站的内容以及古典音乐频道向大众提供了哪些非常好的直播和录播音乐会,但最终目的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买票进场。

    再比如,英国爱乐乐团数字发展部主管Richard Slaney介绍了他们推出的非常眩目的数字产品,Universe of Sound(宇宙之声),这是一个与科学博物馆合作的项目,37部摄像机同时拍摄一个交响乐团的演出过程,同时将科学融入古典音乐当中,创造出一个非常深邃且具有震撼力的多媒体作品(这个作品通过UK Now在天津展出过)。伦敦爱乐旗下的Rita Digital公司开发了一个APP叫作Orchestra,可以看总谱,分乐部听乐章,细微观察每一个乐部的形态、音量、音色以及了解它在这个乐队之中的作用。据使用者说,这个APP还满贵的,但里面的乐曲数量有限,当然,全部由伦敦爱乐演奏出品。

    我自己其实对博物馆、美术馆的数字化最感兴趣。但各位大咖并没有透露在实现数字化之后,访问实体美术馆、博物馆的游客数量有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有一个中国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提了一个问题,如果各个顶级美术馆、博物馆都实现了数字化,那么有没有可能实现艺术场馆之间数字展品的交换,毕竟现实中邀请大都会美术馆或者卢浮宫来国博做个展实在是太太太麻烦的事情了,而数字展品的交换可以弥补现实中展品的保险、运费等等方面的不便,让策展更加自由。

    搞艺术的人都比较清高。谈到数字化,肯定会有人问,你们怎么把这个东西换成钱。结果把清高的英国艺术家们都问尴尬了。Conor Roche,原来Roundhouse的新媒体负责人,现在是香港西九龙文化区的艺术科技顾问,他是计算机专业出身,在艺术产业干了十年,形容自己为帮助艺术机构用技术将他们的想法变成现实,他这么回答,“制作好的东西确实价值不菲,但我们首先想的还是这件事能不能做的酷。尽管我们希望盈利,但是我们出售的不是内容,而是创意。”

    一脸正太像的Conor Roche在圆屋曾做了他口中“非常酷”的实验。这个实验叫做Black Box(黑匣),其实也并不是太新鲜,大约就是粉丝在网上看乐队live演出。他认为这个实验“酷”在两个点,第一,不规定地点,挑战演员与演出者必须在同一空间的概念;第二,就是直播的重要性,制造不在现场的现场感。

    Culture24的首席执行官Jane Finnis补充说,“眼光放长远。即使一开始没赚到钱,但反正这东西已经挂在了网上,它跑不了,如果是好东西,早晚都能赚钱。”

    之后这帮人就开始讨论究竟什么东西值得放在网上,究竟什么不放在网上好;什么数字产品要收费,什么是免费的。然后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的教育合作部总监Robert Elkington特实在地接茬,“嗯,嗯,是这样的。我们莎翁剧团下一步的努力目标就是决定哪些收费哪些不收费,这实在是个大问题。”

    然后豆瓣读书的产品总监戴钦提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她觉得很多东西“放在网上,很多人保存了那个link,却永远不会打开看”。这也是我想说的,网络上不乏好东西,但是因为不稀缺,所以并不被人重视,好像你存了一大堆BBC纪录片的链接,你不会记得去看,因为你觉得它们随时都在网上。戴钦觉得,如果做一个乐队的live,实体门票可能会卖180,那么在线观看卖50,但只允许你今晚8点到10点观看,这样聚集50个粉丝同时在这个时段付费观看这场演出,制造一种稀缺的、现场的感觉,会比永远停留在收藏夹里效果好很多。“Content很重要,但是形式同样也很重要。有时候就是要造一个情境,让人立刻愿意去消费它。”戴钦说。

    好了,说点其他。这场论坛从早上9点,一直开到了下午6点。除去中间午饭一个小时,这场头脑风暴持续了整整八个小时。茶歇的时候我在场子里走了一下,发现貌似没有速记!于是后半程一直处于奋力记笔记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到家立刻掏出鬼画符般的采访本开始往电脑上敲字,因为很多东西今晚不写下来马上就会忘记了。

    我个人觉得这场论坛完全可以时间更短一些,很大程度是英国嘉宾太低估中国与会者的理解水平了,一上来从介绍他们艺术机构开始,使得整个过程特别冗长。但有趣的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纯geek,却从事非常感性的艺术工作,因此在走神时,你大可以对他们的情致、神态、穿着、星座分析分析解闷。

    再然后,我觉得英文真是一个需要应用需要锻炼的过程。整整八小时,同传搞得我相当纠结。不听同传,很多专有名词,再加上有的嘉宾语速快,真的听不清楚;听同传,整个思路就沉浸在同传半死不活的音色中,越听越想睡。

    总结一个和主题不太相关的思路。尽管互联网实现了让更多的作品通过更多的渠道和方式涌现出来,但好作品的生产概率和时间并不会发生明显的改变。就好比写博客的多了,但不会人人都是小说家。因此,内容为王!内容为王!但傻干之外,也得有生意头脑,造概念啊造噱头啊造意境啊,让大众愿意去了解你的内容,然后他们才能傻傻地感叹“挖靠,真特么内容为王!”。这个我觉得不仅是对于传统文化艺术机构,也是对于传统媒体(诸如我所供职的单位)的启示和思考。

    没了。我第一次听这个主题的论坛,我也很少做新媒体的报道。所以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正。

  • 2013-02-25

    客气的日本 - [事业线]

    行至奈良,被寺院门前的梅花鹿索要食物、纠缠不休,才惊觉原来它们是这次日本之行中,对我最不客气的一伙。

    毫无疑问,日本是一个非常好的旅行目的地。它的美随处可见。即便这个季节并没有樱花与梅花盛开,街边还有成株的艳丽茶花来中和景色的素雅。这里是相当安静的,如果不是在商业区,那么唯一的吵闹,恐怕只来自于隐匿于枝叶之中的乌鸦。

    他们对游客非常友好。这种友好,基于社会的基本准则,甚至更甚。以至于初到日本,被日本人的这种友好深深打动,受宠若惊。特别是服务业。在飞机上,日籍空乘半跪着为你端茶送水;到银行换钱,服务员深鞠90度躬询问你的需求;在化妆品专柜,美容顾问将纸巾细心地叠成花朵的形状再递给你擦拭;无论是便利店、拉面馆、寿司店,或者是仅能容纳四五位客人的居酒屋,推开店门,都有笑容迎接你的到来。

    去往神户的有马温泉,这是日本关西最古老的温泉,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那日下雪,青灰色的天空笼罩下,山上的景色异常迷人。温泉旅馆驱车来火车站接,司机下来为我们撑伞,另一位服务生帮忙放置行李。到达旅馆门口,已有几位服务生在门口久候,他们在寒风中身着单薄的制服,面带笑容,保持90度的鞠躬,然后小跑过来,及时接过我们换下的鞋子。

    他们实在是太客气了。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温情服务带来的这份惬意并不会持续很久。果不其然,当我们进入房间,换上浴衣以后,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过来送茶水。她身着非常考究的和服,头发也是精心地梳扮过,轻叩几下门,悄声走到门口,便跪下行礼。那是日本最传统最考究的行礼方式,以正座的姿势上身弯下,两手放在榻榻米上,前额垂下,托盘中的茶壶与茶杯,不近不远地放在她的手旁。

    我目瞪口呆地见她完成了这一整套动作,而平生从未被比自己年长的人叩拜过,于是慌乱之中也赶忙跪坐下来向她还礼。老奶奶依旧从容,保持着笑容,但我嗅得一丝尴尬的气息。后来,与我同行的日本友人解释,这与中国人崇尚的“尊老”文化不太相符,既然我是客人,那么我的光顾就是他们最高的荣耀,从而应该安心享受他们无微不至的服务,不管服务人员的年岁多大,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发生的一切反倒让人束手束脚了起来。客气与周到让我变得异常紧张。在餐厅吃饭不能剩饭,否则大厨会不停地道歉,因此即使吃不下也只好硬塞;逛手工品店,不买点什么,店长会追出来鞠躬致歉,请求原谅他们的商品不够精美;商场的试衣间,服务员会一脸真诚地对你说,“您试衣辛苦了”,并将我踢掉的鞋子摆好,害得我羞愧不已。

    客气,是他们的一种文化。相比于亚洲的其它国家,日本人更加看重他人的存在。在汉语中,“我”就是“我”,而现代日语中,却有“私、俺、僕、わし”等等不同场合中使用简简单单的一个“我”,更别提庞杂的敬语体系。我不知道他们面对这些繁文缛节会否觉得累赘,每日低声下气、唯唯诺诺地服侍客人会否憋到内伤,但几日下来,作为一个客人,面对这些客气,我确实是有些累了。

    不过,我对于日本的人情显然了解的并不够深。在著作《菊与刀》中,鲁思•本妮迪克特曾剖析了日本人对于“恩”的态度,他们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哪怕只是很小的恩情,因此诚惶诚恐。尽管这本书出版于六十多年前,现今日本社会的现实仍能使书中的观点得到印证。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发生在京都的地铁上。我见到一位老人身着和服木屐,行动颇为不便,于是很自然地起身为她让座。老人家虽欠身坐下,却面露愧色。当时我还不解其意,待到将要下车时,她递给我一盒点心,低头轻语,“我年纪大,吃不了甜,这个送给你,请收下。”

    “她觉得亏欠了你人情,哪怕仅仅是一个座位,都会用一盒昂贵的点心来偿还,”在日本旅居多年的友人对我说。就正如《菊与刀》中所说,“情义最难接受,一个人必须报答情义,就像必须报答义务一样。”哪怕这“情义”在我们看来,仅仅是最不经意的露水,转瞬就会被遗忘。

    这种道德准则使得他们的生活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记得电影《艺伎回忆录》中,小百合与恩客行房之前,都要互相跪地行礼。他们断不肯伤害他人的颜面,更不会逾矩。你很难从语言上了解他们真正的想法在哪里。日语发音简单,语法却非常复杂,而他们讲话通常是含含糊糊,喜欢用双重否定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除非是极端的厌恶,要不然一般他们都表现出“还可以”的态度。“哪怕是夫妻之间,他们也很少向对方表露真实的情感,他们相敬如宾,却并不交心,”在日本名古屋修读社会学的王昊凡对我说,他5岁随父母来日本定居,在日生活已有20多年,却依旧时而对日本深邃的人情观念感到不解,“情侣之间不会在公众场合牵手,婚后男女是分床睡觉的,因为双方有不同的睡眠习惯,为了尊重对方的习惯所以分床而睡。” 

    他们有明显的公私界限。在电车上,要做私事是非常违反礼仪的。如果有人在电车上喧哗,或者饮食,日本人不会去直接干涉,而是留下半个车厢的空间,让这个冒失鬼自己琢磨去。他们实在是擅长使用“耻辱教育法”,给别人添麻烦是最要不得、最该鄙视的品质。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旅途中迷路,友人却只愿对着手机GPS较劲,却说什么不肯开口向人问路。他们的性格太压抑。做事以不打扰他人为目的,对别人造成麻烦时,即使不是自己的错,也会先说“对不起”——“su mi ma sen”成为我这旅途中听到最多的四字用语。

    我很好奇,这种奇特的民族性格来源于何处?或许他们天生便是内敛与周到的综合体,凡事追求做到极致。超市中贩售的是精确到0.01的天秤、电子定时器和温度计,天气预报精准到每个小时的气温雨雪变化,最夸张地是在东京某个车站的指示牌,写着“洗手间右转35公尺(图示为‘+35公尺’)”,成千上万的车站指示牌,他们居然都逐一测量过。这是否又太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做寿司,日本人有所谓的“本手返五手”,或者“本手返三手”,指的是将寿司一次捏成型共需几个动作,动作的多或少都会影响口感;再比如,开公交车的司机,会在每个站点自言自语,“左右边确认完毕,现在发动汽车,前方右转请小心,有颠簸请注意,马上靠站请先不要起身,谢谢您的乘坐,”我测算过,他在每个站点不停地重复这些,时间甚至都刚刚好,不差分秒。

    他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规则。因为严谨,他们只需要跟随这些规则;因为不得不严谨,他们同样承受很大压力。

    这个国家太内向,沟通方式也太暧昧,它整体看起来是淡淡的,平静如水,亦如他们的物价,30年没有过涨幅,却让人深深地怀疑被强行收敛的情绪会否如火山般喷发出来。我不禁想起在上班高峰期间的东京地铁,很拥挤,但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那么多人,在沉默地、有秩序地、用力地挤在车厢之中,那情景,甚至是有些恐怖的。

    老家在日本名古屋,在北京生活了六年的日本学者八百谷晃义跟我说,他不想回到那个沉闷的家了,因为让人感到毫无希望。“我们面对压力,无从发泄,文化环境要求人们忍耐,要求人们做出精神百倍的样子,要求我们保持彬彬有礼。”这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觉得,做到这样,确实很累。

  • 前几天又去了一趟香港,见了在那里定居生活的往日同学。年纪大了,大家聊的无非便是结婚、房子、贷款等等的问题。回到曾经住过的地方转了一下,发现租金也是涨的恐怖。我在北京十月租约到期时,房东张口涨价1000,香港的朋友也遭遇类似的问题,房东提价3000,弄得我们这些人,虽然身在北京香港一南一北,却也是同样愁上眉头。其实仔细想想,近来内地的楼价狂飙,贫富差距加大,竟也与香港颇有几分想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外界习惯称香港为李响的自由经济体,而内地的经济制度与市场环境与香港应是大大不同,为什么有如出一辙的境貌?

    不管是香港回归之前还是回归后,政府都是香港唯一的土地供应来源。政府可通过出售土地或者修订契约补偿低价获得收入,在地产业有既得利益。

    我是外行人,只梳理了下近年香港的楼市政策,帮助思考。资料来源于《地产霸权》。

    1976年,麦理浩政府的“居屋计划”

    50年代起香港政府开展了公共房屋计划,即由政府出资兴建楼宇,将其以低廉的价格租给低收入家庭居住。到了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不少市民的收入水平都超出了申请公共房屋的资格,但却不足以负担购买私人住宅。加上一些公共房屋住户的收入增加,政府也希望协助他们自置物业,这样可以把房子腾给收入更低的家庭。于是港英政府退出了“居者有其屋”计划。这项计划中政府是投资主体,同时也鼓励私人开发商参建,以低于市值的价格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

    中央政府担心港英政府在交回香港之前会将香港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大量抛售,导致未来的特区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储备发展,也不能有足够的卖地收入来支撑财政。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也希望香港的楼价上升,这样可以营造出一种香港人对香港经济很有信心的氛围。于是从1984年开始,香港每年的土地供应限制在50公顷,致使1985年到1997年之间,香港土地价格不算飙升,而卖地收入则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因为政府不靠税收,所以香港可以实行低税政策,创造一个适合营商的环境,也使得香港可以维持其自由经济港的美名。

    1997年,“八万五”房屋政策

    董建华在1997年度施政报告提出的一项房屋政策,每年公英不少于85000个住宅单位,希望10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由6.5年缩短至3年。1997年到1998年,香港楼市暴挫,大众认为“八万五”是罪魁祸首。但实际上,真正的导火线是金融管理局于1997年底为捍卫联系汇率而令汇率飙升。当时,全球对冲基金同时阻击港元及股市,金融市场一片风声鹤唳,价格大幅波动,后来向传染病般蔓延至过热的房地产市场,楼市泡沫爆破,之后的五六年,大部分物业价值消减逾六成。

    1999年,《土地(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条例》

    拍卖门槛为九成业权,即必须得到90%住户同意,才可以决定物业的前途。这样规定的母的,是防止因为无法联络上一两名业主,而使得地产商的收购程序陷于胶着。

    2002年11月,“救市九招”

    1997年到2002年香港楼市的价格大幅下降,政府为了稳定楼市,推出“救市九招”:一、取消拍卖土地,暂停勾地一年;二、暂停两铁房屋项目投标一年;三、未来公屋兴建由需求主导,平均轮候时间不逾三年;四、实时结束居屋计划;五、为低收入家庭及公屋居民提供新免息贷款计划;六、实时结束混合发展、私人参见居屋及房协自主资质居所计划;七、终止出售公屋计划(第六期除外);八、检讨《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放宽业主收楼权;九、取消内部认购限制,取消限购一个单位及两个车位限制。

    救市九招的重点是减少土地供应,包括铁路沿线物业发展项目,以及永久搁置实施已久的资助置业计划(包括居者有其屋计划,租者置其屋计划和置业资助贷款计划)。自此,政府在市民心中塑造了根深蒂固的亲地产商形象。

    2010年3月,强拍条例 

    由功能组别主导的立法会强行通过一项备受争议的法案:将50年及以上楼龄楼宇的强制拍卖门槛由九成业权降至八成。也就是说,在一个物业中,有80%住户同意将物业出售给地产发展商,则其他20%住户即便反对,也无济于事,不得不被迫迁出。

    2010年6月,“夹心阶层住屋计划”

    90年代香港政府委托香港房屋协会兴建的公共房屋,购入单位须受到五年的转售限制。是为收入不足以购买私人楼宇,又不合资格申请居屋及公共屋屯的中等入息市民(即夹心阶层)解决住屋问题。

    2012年10月,楼市新政

    香港政府出台楼市新政,对非港籍人士炒楼征收15%额外印花税,消息一出香港楼市交易量顿时受挫。

  • 舞台是由1500件道具堆成的“华丽垃圾堆”,布景从台上一直延伸到观众的脚边,冷色灯光营造出暗巷明月的破败场景。一年一度的杰里科舞会揭开序幕,情态各异的猫们悄然无息地出现在观众席之中,扭捏地、脚步轻盈地、左顾右盼地从四方汇集,此起彼伏的独唱演变为多声部混声合唱,冷清的舞台化为热闹的欢庆聚会,歌舞轮番上演,勾勒出一个奇妙夜。

    2012年8月19日,音乐剧《猫》中文版首演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这部风靡32年、在全球26个国家300多个城市拥有7300万观众、总计创造20亿美元票房纪录的名作,首轮《猫》中文版在上海演出,随后前往西安、重庆、武汉、广州、北京等城市,共计演出162场。

    《猫》中文版是继《妈妈咪呀!》之后,第二部拥有中文版的知名音乐剧,也是亚洲联创在引进国外版权改编名作的新一次尝试。正在江苏太仓等地进行第二轮巡演的《妈妈咪呀!》,在去年首轮演出创造了连演191场、8500万元的票房纪录,被业内认为是中国音乐剧的“元年”。

    但与《妈妈咪呀!》相比,《猫》显然是更有难度的一次尝试。《妈妈咪呀!》是主线清晰的温馨家庭喜剧,而《猫》的情节则抽象得多。它改编自诗人T·S·艾略特的诗集《老负鼠讲讲世上的猫》,用诗做剧本,几乎没有台词对话。在理解剧本内涵的基础上,演员还需要极好的体能和顽强的意志力。“我们每天从早上11点到晚上10点不间断地带妆排练,《猫》的舞蹈部分挑战更大。”在《猫》中文版中扮演Quaxo猫,并在去年《妈妈咪呀!》中文版中饰演Sky B角的演员冒海飞在比较两部剧时说。在《猫》的整场演出中,演员都要保持着猫的体态与神情,150分钟仿若狂欢般不停歇的快节奏舞蹈,并包含古典、爵士、流行、摇滚各种风格,魔术猫需要一口气表演32个原地单腿转,两只小偷猫几乎是在观众的屏息之中完成了四五个双人连体侧翻,难度与专业体操选手媲美。

    为什么要做中文版

    无论是《妈妈咪呀!》,还是《猫》,中文版都采用“原班制作团队+中国演员”的制作模式,仅《妈妈咪呀!》的版权协议就有33厘米厚,几百页纸,注明了每一个细节要怎样操作。《妈妈咪呀!》的版权公司是英国小星星(Little Star)公司,《猫》的版权公司是韦伯的真正好(Really Useful)公司,签约期分别为5年,首轮演出的成本由亚洲联创公司承担,第二轮由各地演出商承接。

    亚洲联创总经理田元丝毫不掩饰对国内音乐剧市场的野心,“我们是国内第一个从产业思维去打造音乐剧的公司,《妈妈咪呀!》中文版是个开端,我们希望找到本土化的音乐剧制作、融资、人才培养模式,创立自己的剧院、演出团队,有自己的原创。”2010年,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和韩国CJ集团联手成立亚洲联创公司,目标即以Live Entertainment(现场娱乐)为核心理念,以音乐剧和大型演唱会等为主营业务。

    “中文更容易让你完全融入剧情,使用中文、使用中国演员表演,拉近了观众和这台戏的距离,所以可以完完全全融入其中。”田元说。《妈妈咪呀!》在表演当中刻意加入网络流行语,以凸显本土化特色,《猫》的角色之一“贵族猫”干脆在台上讲起上海话,一句“再会”引得全场大笑。

    音乐剧的原版引进与做中文版成本相差巨大。2007年引进《妈妈咪呀!》原版,两周16场的运营成本是1500万,而2011年《妈妈咪呀!》中文版的制作成本为3000万。“但是我有五年的演出周期来消化3000万,第一年我们演了将近200场,从第二年开始每年演出不少于100场,这五年可能会有600场演出。”田元并没有透露版权费的具体数字,而只解释版权费用与票房成绩挂钩,“是一个净票房的百分比,随着你的演出场次越高,票房比例才会增加,但增加也是0.5增加1.2这样的比例。”

    在音乐剧的制作过程当中,选角、排练实际上都以外方的要求为准,这些要求详细得令人咋舌,例如《妈妈咪呀!》的演员必须将话筒藏在脑门上方的头发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既达到最好的音响效果,又不会露馅。“外方非常希望我们能够迅速地把整个制作的方方面面的环节、流程都学到,而且是能百分之百地学到,”田元解释,“这些音乐剧不是‘中国版’,而是‘中文版’,因此一定要保证品质。无论是在伦敦、德国、俄罗斯、韩国或日本,观众看到的品质是一样的。只有好的品质才有好的生命力。

    汉化的过程

    《猫》中文版导演兼编舞乔安·罗宾逊(Joanne Robinson)说,《猫》在一开始便有一个蓝图,音乐、舞蹈、表演全部是按照这个蓝图规划,“但中国演员不是复写纸,他们需要根据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按照实际情况去给每只猫丰满个性”。乔安·罗宾逊在1981年制作了伦敦西区原版《猫》,之后又参与了百老汇版本的制作,“我不会给演员做示范,我希望能启发他们,对这些原始人物进行再创作。同时,中文版是《猫》的历史上猫的总数最多的一版,一共有34只猫,百老汇的版本只有24~26只。”

    各种道具服饰整整装了9个集装箱,技术总监大卫·霍奇登(David Hodges)对记者说,破网球拍已经使用了20多年,舞台地板用了8年多,每年都要送回澳洲进行维护。他们甚至拆除了上海大剧院的前两排座椅,许多管道和破垃圾会填满这个空间,“到时候,这里也是猫窝的一部分。”

    外方派来了两个化妆指导,教演员怎么在最短的时间自力更生,用彩笔把自己描绘成一只货真价实的猫。而对于观众最关心的主题曲《回忆》(Memory)的改编,真正好集团的音乐总监菲兹·沙普尔(Fiz Shapur)说,“要照顾到中文的音节、音韵,特别是音调,非常困难。稍有不慎,便会产生歧义。《回忆》是音乐剧行当里最难唱的歌曲之一,而亚洲地区的观众对它的期待,总是以商业录音的标准先入为主。”菲兹·沙普尔回应了外界对于《回忆》演唱者、魅力猫演员选角的质疑,“在这部戏中,《回忆》讲述的是生命的过程以及魅力猫在此刻的情感,有高音,但不是大声地吼唱,展现一只曾经风华绝代的老猫的残年心境,不完美是非常正常的,甚至需要不完美。”他同时表示,“我们能找到的能演、能跳、能唱的演员并不多,而且他们之中很多人在音乐剧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可谈。”

    这也是曾经《妈妈咪呀!》中文版面临的问题。剧组花了半年时间,在全国进行了三轮演员招募,直到最后一刻才找到女主角苏菲。扮演三个父亲之一哈里的演员傅震华坦言自己只有“卡拉OK级别的声乐表演基础”。而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演员、罗茜的饰演者邱玲也谈道,自己是老体制下的文艺演员,进入《妈妈咪呀!》的演出团队,为她带来的是“对职业和专业精神的新理解”。而或许因为去年观众对于女主角唐娜的演唱水平的质疑,今年唐娜的新扮演者汪金媛是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一级演员,声乐是她的专业。

    ABBA的音乐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妈妈咪呀!》最受欢迎的便是伴随歌声出现的喇叭裤与蝙蝠袖的复古造型。今年42岁的汪金媛笑言年轻时也唱过夜总会,所以从角色中找到了年轻时的影子。被问及如何在两个小时演出中保持饱满的状态,她答源于团队,“在群舞中,最后一排跳舞的演员,与第一排的动作一模一样,丝毫没有懈怠。”田元补充说,“群舞演员也在用激情感染观众,这才是制胜法宝。我们的编舞不仅关注主角,还在关注第一排到第四排的群舞,每个人都把自己当做舞台的主角,观众无法不被感染。”

    田元的观点在《妈妈咪呀!》的现场得到印证,返场环节,当熟悉的《歌舞皇后》旋律再度响起,几乎所有观众激动得起身鼓掌,在演员群舞的带动下,挥舞手臂,吹口哨,尖叫,又蹦又跳,舞台的边界已经模糊,全场仿若一场巨型party,这在舞台文化相对内敛的中国剧场里并不多见。
  • 2012-08-01

    在韩国洗澡 - [事业线]

    韩国电视剧《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中有一个桥段,爷孙三代在澡堂里泡澡,爷爷问,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有人回答是老婆生了大胖小子,有人回答是在公司升职,轮到爷爷回答,他说:“就现在!看着你们和我一起坐在澡堂里最幸福,我才是最幸福的人!”

    念着这部韩剧的场景,必须去韩国澡堂憧憬幸福一下。如今澡堂在韩国叫做三温暖,或者汗蒸房、汗蒸幕。有传说这是朝鲜时代世宗大王为替百姓治病而发明的,也有说是从600年前烧制陶瓷的窑屋衍生而来。传统的韩式汗蒸是将黄泥和各种石头加温,人或坐或躺,用于驱风、袪寒、暖体活血,在古代是贵族的特权享受。不过现在,汗蒸幕早已经从黄泥土窑的旧形式,发展成团聚会友、消磨时光的养生场所。

    韩国人洗澡不在家里。进了澡堂,换上浴服,肩膀搭块白毛巾,枕着方形枕头,就像躺在自家炕头一样,什么男女老少阶级感全都消失了,舒服又随意。对韩国人来说,洗澡不仅是舒缓压力、美容健体,还有联络感情的社交意义,澡堂里有洗浴、桑拿、餐厅、健身房、游戏厅,甚至可以过夜。有学者专门研究了韩国的澡堂文化,说传统概念里的都市空间是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慢慢过渡的,比如广场、街道、庭院、住宅、卧室,可是韩国的澡堂子实现了从广场到卧室的一步跨越。日本有风侣屋,国内也有大众浴池,但却都不如韩国的澡堂一般,人们穿着一样的衣服一起看电视、洗浴、睡觉,这是因为韩国还保留着对于共同体的深深情怀。

    我选了首尔龙山车站附近的龙山汗蒸,因为这家够壮观,整整七层楼全用来洗澡。韩国最大的电子商业街就在附近,逛完电子产品,便能望到马路对面的七彩霓虹灯写着“Dragon Hill Spa,24 HOURS”。入口处有点时空错乱,居然是石狮雕像和小喷泉,穿过竹林布道是柜台处,有会说日语和中文的服务人员引导介绍。入口先交费,12小时10000韩元,过夜的话再加2000韩元。服务员会给你戴上感应手环,在里边要买吃的喝的全通过手环来消费。

    汗蒸的仪式感很强,得按照先后次序来。冲洗身体,泡药浴,更衣,包头巾,在不同的主题房里好好蒸一下,再到公共休息室看电视、聊天、打游戏,还没享受够的话,去捏脚、美甲,肚饿,吃个煮鸡蛋,喝大杯米甜汤,最后到休息区席地而睡,香甜地过一夜。

    周末的晚上,这里人气还真是旺。很久没去公共澡堂,一下子瞧见那么多同性裸体,突然尴尬起来。韩国的女人们倒是相当大方地走来走去,我遮遮掩掩地打算赶快逃进浴室,却被服务员阿姨叫住,真害臊。哦,她比划着,原来是想告诉我,手机可以放在她那充电——她桌上两排接线板,十几支手机排着队呢。

    自备了一大堆盥洗用品装在塑料盆里,谁料浴室东西更齐全,洗发液、沐浴液都是大支装,还有牙膏呢。里边分站浴、坐浴两种,还可以请阿姨帮你搓背。韩国人真爱搓啊,我都洗好了,在旁边的高丽参药浴池里泡上了,那边的大姐还坐在小板凳上卖力地搓呀搓,皮肤通红,肥皂泡沫一团一团地落在地板上。

    提前温习了韩国人最喜欢的“山羊头”包头巾方法,毛巾折三分之一,再折三分之一,一边往里卷,另一边往里卷,戴在头上,打开。把湿漉漉地头发包起来,换上统一的汗衫和短裤,摇摇摆摆地走向汗蒸室。在汗蒸室要识别哪些是外国人再容易不过了,面色通红,坐卧难耐,不停抹汗,最后落荒而逃的一定是了。一间一间的小屋子门口的电子显示屏都有温度提示,里头真是热啊,吸进去全是炽热的空气,地板烘烤着我的脚丫子,简直是在硬撑。不过看看韩国人闭目养神地享受着,甚至有的舒服地睡去,能听见轻微的鼾声,自己心里也默念着“再坚持一会儿!”。每间主题汗蒸室的功效不同,传统炭烧汗蒸幕可以帮助血液循环,天然软玉汗蒸幕能够治疗消化不良,松树木火汗蒸幕可以帮助瘦身、治疗神经痛,桧木森林浴屋能够减缓皮肤的老化,水晶盐蒸房能够提高皮肤弹性。韩国人相信通过给黄土和石头加热散发的热量,可以深入皮下,松弛肌肉,缓解关节疼痛,加速血液循环,将体内的废物排出,然后达到促进新陈代谢、消除疲劳的效果。

    大汗淋漓的畅快感真是不错,摸摸身上,也非那种粘腻的汗水,而是滑溜溜的,皮肤变的湿润。柜台上有卖面膜的,赶紧贴一个。这时公共休息室已经三三两两地躺着不少人,有些是一家三代,有的是高中生模样的女孩子们,还有情侣,小孩子也不吵闹,乖乖地在那里爬呀爬。电视里演的是最近正火的韩剧《绅士的品格》,不一会,频道被调到了综艺节目,电视机前的人气更旺了,男女老少都聚精会神地仰着脖子,连墙脚下的按摩椅上那几位大叔也哈哈大笑起来。我玩了一会夹娃娃的游戏机,又去露台的躺椅上吹吹风,女友已经兴致昂扬地在美甲小姐推荐下挑选颜色和花色,于是我搬块小枕头来,歪在一旁,学着韩国人往脑袋上敲个棕色的烤鸡蛋,啜饮着米甜汤,美滋滋的半眯着。

    夜深了,抱着枕头跑到六楼的女宾舒眠室,今天就在这过夜。浴服就是睡衣,没有床,都是席地而睡,洁无纤尘。虽是公共空间,大家素不相识,却都像在家里一样自在。那一角落,一个年轻的韩国妈妈带着两三岁的小女儿,轻轻拍着她哄着入睡;那边的阿姨,完全不在意形象,摆成人字形早已经呼呼大睡起来。第一回和这么多人一起睡觉,倒丝毫没有别扭的感觉。这夜过的真快,没租被子也并不觉得冷,睡了地板居然也没有腰酸背痛的感觉。天亮了,起身离开,走进清晨薄雾,看见几个大韩航空的空姐拖着小行李箱走进入口,面露倦色的她们定是刚飞完一程,也过来放松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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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王这个工作做了整整60年,且宣布有生之年不退位,伊丽莎白二世她老人家堪称劳模。63日,为庆祝女王登基60周年,英国举行了千船巡游庆祝活动,英女王乘坐的“王室之舟”从威斯敏斯特大桥下缓缓经过,将近120万民众在两岸欢呼雀跃。对于英国这个视传统为至高无上的国家来说,钻石禧年庆典无疑是几个世纪以来泰晤士河上最大的盛事之一。

    价值观

    有句话说,王室既是正资产,又是负资产。

    王室持之以恒地为营造国家形象提供灵感,这便是正资产。英国记者马修·伊格尔(Matthew Engel)在一篇“公司欢迎你”(Welcome to the firm)的文章中,将当代英国王室调侃为“一家企业”,女王就是这家企业的老板,而它永葆青春的秘密武器就是为人们提供那些经久不衰的、有关幸福的价值观。马修·伊格尔的说法得到了官方验证,伊丽莎白女王的私人秘书查特里斯阁下(Lord Charteris)公开表示,“我们所在的是一个为人们提供幸福的产业”,即传达幸福、稳定、勇敢以及品质生活等英国人所信奉的价值观。

    在英国,王室被誉为“宝座上的家庭”。自公元829年英国王室走进历史舞台,世界莫测莫测,只有王室永恒不变——这种永恒便显得愈加饱含价值。《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前主编比尔·艾默特(Bill Emmott)说,英国人对王室的感情就如对崇敬的历史建筑一样,一旦坍塌,人们必感惋惜。而最新的民调显示,相比于虚无缥缈的共和制,超过80%的英国民众希望继续保留王室。在传统的英国人眼中,1200多年历史的君主制度更加令人信服,至少在政治上更为中立。自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后,英国王室严格规范家族成员的道德操守,在经济问题以及与政党派别的关系上也相当节制。例如泰晤士河游行庆典,1200万英镑的活动资金全部由私人捐赠,不花纳税人的钱,“女王非常清楚她并不需要任何普通民众支付这些东西,”英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员透露。

    就算君王已经是一个与社会脱节的职业,但女王的敬业可见一斑。62日,女王身穿蓝白花裙子参加赛马活动,并宣布钻石庆典正式开始,紧接着又出现在泰晤士河的巡游活动;63日,女王亲自用一颗巨型水晶点燃火炬,共有2012颗火炬燃烧在英国全境;65日,女王回出席圣保罗大教堂的感恩仪式和马车游行,并观看皇家空军飞机从白金汉宫的上空飞过。这还不够,为了给女王捧场,从62日到5日,英国人在连续四天举行热闹的街头派对,《论王室》(On Royalty)的作者杰瑞米·帕戈斯曼(Jeremy Paxman)在他的书中谈到,尽管英国人自己也承认王室有时太古板了,但英国人对王室的依赖是一种近乎“民粹主义的屈从”。

    负资产

    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英国王室这个“大企业”做的是赔本买卖。

    咨询机构Brand Finance在今年5月发布的评估报告里说,英国王室的品牌价值约合445亿英镑,超过了英国商业巨头特易购和玛莎百货公司的品牌价值总合。这其中,有形资产约合181亿英镑,包括了王室的领地以及各类艺术藏品,而无形资产的价值更高,达到264亿英镑,主要包括王室成员出访带来的海外广告价值,以及对英国旅游业的贡献。这种无形资产有力证据之一,就是不久之前,几乎所有中国网民都爱上了在推特上发“世界上没有一种叫做美式英语的东西,只有英语和mistakes”的Elizabeth Windsor老太太,尽管后来大伙才知那原来是一个搞笑帐号而已——王室的价值输出可见一斑。

     

    于是,很多人不满,王室都这么富裕了,不应该再用纳税人的钱来支付他们奢华的生活方式。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一向对民意十分敏感的英国女王,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在不断缩减年俸的名目和金额了,单他们显然还享有很多特权,比如预订餐厅的时候毫不费力。”

    王室俸禄是王室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由纳税人支付,供王室履行法定职责。今年英国女王从唐宁街10号收到的俸禄总额是3100万英镑,去年这个数字为3210万英镑,要是连通货膨胀一起算进去的话,这笔俸禄没增倒减了。在英国王室的官方网站(www.royal.gov.uk)上显示,这笔钱大部分花在了安保费以及聘请雇员,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年女王招聘男仆只给人家开出1.5万英镑年薪。插一句,王室官网倒是值得一瞧,女王剪个头发花了多少钱都能查得到。

    相比其他有王室的国家,英国女王的待遇真算不薄。去年12月,西班牙王室首次公开了王室成员的薪酬待遇,国王的总收入不到30万欧元,而且,他还得再交40%的所得税呢。荷兰王室则早已放弃了大部分地产,家族成员全部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王宫里,更不用提北欧国家王室成员,他们必须通过互联网公布账目,多花一点钱,便会成为公众抨击的目标。

    开源不成,只能节流。最新消息是,为了赢得民心,英国女王计划将王室成员缩减为她本人、王储查尔斯,以及王子威廉、哈里4人,那些“二线”成员将被剔除于王室体制外。有外媒消息称,这个计划有可能在6月中旬便开始实施,比如安德鲁王子的女儿阿特丽丝公主和欧基妮公主,搞不好需要找份工作来养活自己了。英国《每日邮报》在去年便开始为女王的宫殿大广告,奥运期间,女王出租圣詹姆士宫的套间,3000英镑一天,包括女王的卧室,官方说辞是“要妥善利用王室历史遗产和地理位置优势,向全世界推广英国王室形象”——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又要增加了,其实挺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