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街

就好像葡萄酒界流传的那句话——“上帝最钟爱的莫过于北纬38度”，矿泉水也相当看重产地的标签。品牌营销者们编造了“北纬36度至46度是黄金水源带”的宣传语，而几乎所有高端矿泉水品牌，比如法国依云（evian）、美国布岭（Bling H2O）、意大利索莱（Sole）、瑞士瑞梭(（SWISSeau）等，都宣称自己有着不俗的出身。

从某种程度来说，矿泉水的确具有地域性。阿尔卑斯山脉的气候和地势缔造了很多天然泉口和绝佳的过滤层，高海拔以及高纬度使得这些地区的微环境相对远离人类活动的污染，冰雪常年覆盖，雪山融水历经多年的天然过滤，成就了珍贵的水源带。

以中国人熟悉的依云矿泉水为例，它的水源地法国依云小镇，背靠阿尔卑斯山，面朝莱芒湖，高山融水和山地雪水在此汇聚，还有着法国人引以为豪的水疗温泉，evian这个名字，就源自凯尔特语“evua”，即“水”的意思；瑞士矿泉水瑞梭的水源地在阿尔卑斯山

南侧塔马罗锋脚下，雨水降落之后，经过几十万年前沉积下来的冰碛岩层过滤，变成泉水，从海拔约1000米处的泉口流出；意大利的瓦尔沃德（Valverde）矿泉水来自阿尔卑斯山中部地区一口古老的泉眼，那附近没有任何工业与人居，长满了山毛榉、栗子树和冷杉树。

欧洲人喜欢在餐桌上饮水，而不是边走边喝，这种文化被带到了烹饪与佐餐的艺术当中。据说米开朗基罗只用意大利矿泉水产地Fiuggi水做饭，因为这种水可以能治好他的肾结石——这若不是商家的营销手段，定是米开朗基罗太过矫情。不过，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的欧洲人，他们会在餐厅里像浏览酒单一样选择不同的水来佐餐，并能够识别来自不同水源的矿泉水的味道和口感，比如意大利的圣培露（San Pellegrino）具有活跃的气泡，搭配芝士能够催化芝士的香气，若吃海鲜、饮白葡萄酒，普娜（Acqua Panna）是个好选择。

“显然，含氟量高的水毁破坏精巧的饮品，水质很硬的水会让水壶产生水锈和漂垢，并在液体中残留沙砾状的细小沉淀，”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Philippa Davenport在他的文章《喝水的学问》（What your choice of water says about you），精心地剖析了矿泉水对于茶和咖啡的影响，“英国皇家泰勒茶（Taylors of Harrogate）为其最畅销的约克郡茶提供了两种配方以取悦顾客，其中一种配方专为硬水地区的饮用而设计。而在法国人眼里，富维克 （Volvic）软山泉水才能泡出最有味道的咖啡。同时，用瓶装水泡早餐茶的也不只是他们。”

天然矿泉水含有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健身健体不消说。17世纪，就已经有医生从英国Epsom地区的矿泉水中提取了含有硫酸镁的盐，这是后来家用药品泻盐的前身。法国康婷（Contrex）矿泉水的硫酸盐、钙和镁含量较高，有助于缓解消化道疾病；来自地中海科西嘉岛的欧润嘉（Orezza）矿泉水则宣称对贫血和肠胃功能不良的人群有显著疗效。

在美国，因为低劣的市政供水，而触发了人们对于饮水健康的关注，瓶装水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瓶装的天然矿泉水富含各种矿物质，显然比纯净水更符合人们对于健康和安全的需求。全球有大约3000个瓶装水品牌，法国的达能集团和瑞士的雀巢公司可以算作当今瓶装水市场的两大支柱，达能旗下的依云和富维克，雀巢旗下的鹿苑、帕娜、贡特拉、巴黎水、圣派乐等，都为消费者提供了高端的瓶装矿泉水选择。

中国人对于高级瓶装矿泉水的了解，大约从高级西餐厅和五星酒店的迷你吧开始。2007年，发家于好莱坞的挪威矿泉水芙丝（VOSS）摆在了北京茉莉餐厅的餐桌上，售价100元一瓶。当然，后来人们开始了解这个品牌的更多故事，诸如简洁的瓶身出自Calvin Klein前创意总监Neil Kraft之手，而知名女星麦当娜宣称自己只喝VOSS，更不用提它是麦姐盛大婚礼的唯一用水。

不过，时过境迁，外来的高级水终于不再让中国人感觉触不可及。1986年进入中国的法国依云矿泉水，销售渠道早已从20年前的高端会所、高级酒店发展到今天的卖场、超市和便利点，年轻女孩子的包包里，都会有一支依云喷雾，“一部分消费者就是直接打电话预定，整箱购买送到家里，每星期或者每个月都会打电话订货，而这其中，本土消费者占了大多数，”依云矿泉水的大中华区总经理戴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但随着商业的推动，人们手中的一瓶水，还算得上身份的象征。比如圣培露开始出现在更多国内高级餐厅的餐桌上，品酒师们声称这款水与味道醇厚的葡萄酒搭配在一起相得益彰，它与珠宝品牌宝格丽联合发售了限量版瓶装水，而其绿色瓶子上面醒目的红五星，就是品质生活的标签。再比如来自美国田纳西州的布岭牌（BLing H2O）矿泉水，品牌创始人是深谙品牌包装之术的好莱坞制片人兼作家凯文·博伊德，装水的瓶子用木塞，配有施华洛士奇的水晶装饰，专门供应像艾美奖、MTV音乐大奖这样明星云集的奢华场合。来自西藏珠穆朗玛峰的国产高级饮用水5100，还在不断地拿着“源头”两个字做文章，与它相类似的还有标榜自己是两万五千年前的处女水的阿拉斯加冰川水。

两万五千年前的水？恐怕早就背离了解渴的初衷吧。

英国大使官邸真漂亮，起居室里有一架红褐色的三角钢琴，琴凳上的垫子有精美的刺绣，琴上面摆着英国女王年轻时的照片，下面有女王的签名。

墙壁都刷成了淡绿色，洁白的石膏镶嵌在墙角，地砖是鹅黄色的，吊灯弧度优雅，灯光温柔极了。

起居室外是官邸的花园，草坪被精心地呵护着，安静的时候几乎听不到外面的一点喧嚣。大使以前是个演员，又酷爱音乐，戴副眼镜，文绉绉的，他的老婆是个中国人，俩人抚育了四个小孩。

今天的草坪上装下了好多好多人，大家吃着炸鱼薯条，喝着柠檬茶，听着爵士乐。天不热，草地里还没有蚊子，感觉特美好。

我没有和任何人交谈，也没有认识新朋友的欲望。报社的英国同事之前邀约，我远远地望见他和几个老外相谈甚欢，也懒得上去打扰。

出来的时候路过申德勒加油站和日坛公园，我记得那晚在那喝了很好喝的啤酒，吃了德国大肘子和酸菜，笑得超级开心。吃完饭去逛了日坛公园，晚上那里黑魆魆的，走到最里面，还有人在静悄悄地攀岩。我一脚踩在了泥里，鞋子差点拔不出来。之后，从日坛走到家门口，其实也只有地铁3站地，却好像走了挺久的。因为说了好多话么，后来我每次路过建国门的立交桥，都想起来，“以前的立交桥两边都有草坪和种树的地方”。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对话，比如“刚吃完饭要捂着肚脐眼”，“你肚脐眼长那么高吗，明明是胃口”，“肚脐眼就长这啊，不然我撩起来给你看看”，“哈哈哈”。

但是今天在草坪上，我突然有了很强烈的直觉——应该要停止任何回忆了，停止掉。

这是我逃亡前的夜晚。

So fun.

喜欢化妆品是因为漂亮的瓶子、好闻的香气、细腻的质感。

读研时开始化淡妆。大概原因不过是香港的气候太潮湿，如果不在脸上扑层散粉，恐怕很快就会变得油腻不堪。再者说，那的各式化妆品物美价廉。早上起来花个几分钟时间描下眉毛、夹个睫毛，倒也不难。

我一直坚持不用粉底，液状或粉状都不用，只用透明的散粉。因为肤质的原因，涂太厚的东西那张脸好像假的一样，恐怖得要死，更别说脸颊与脖子不是一个颜色的那副倒霉样，简直让人笑死。

对睫毛膏、粉底、腮红、眼影无感，但是喜欢爽肤水、乳霜、纯露、润唇膏和护手霜。

不过最近洗澡后涂脸总有一种绝望感，可能因为开始用精华了？前阵子熬夜拼稿子，猛喝咖啡，喝出了斑。生理期的不适，脸上暗暗沉沉。出差时下决心在免税店买了一个400多块的精华素，初级抗老。抗老？

真的开始老了吗？比如自己的小腹、手臂，以及不再笔直纤细的腿。头上甚至都长白发了，好吧。

快承认。

克莱夫·巴达（Clive Barda）是英国著名的舞台艺术摄影大师。上月底，他的个人影展在国家大剧院开幕。作为“艺述英国——英国艺术及创意产业节”的一部分， “EXPOSURE！克莱夫·巴达摄影回顾展”将在北京、广州、杭州及上海陆续面向公众。

在过去40年的职业生涯中，克莱夫·巴达的镜头记录了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的身影，他挑选了其中100件代表作品向中国观众展出。最知名的作品包括已故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蕾德（Jacqueline du Pré，1945-1987）肖像、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Lord Yehudi Menuhin，1916-1999)肖像、意大利指挥家里卡尔多·穆蒂（Riccardo Muti，1941-）舞台照，以及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1948-）的音乐剧《剧院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的首演剧照。

在音乐家中间，巴达也是一个明星。他出现在北京那天，穿着规矩的黑色西装，却搭配着橙色与粉色条纹的袜子和领结。“他热爱音乐，艺术家们也很快了解到他也是一个艺术家，从而使合作有了一个平等的感觉。”BBC的知名制作人格莱姆·凯（Greame Kay）说。

“光黑白负片就有一万六千张，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拍摄了这么多照片。”巴达对本报记者说，“在我的职业生涯最早期，第一次任务是为EMI给梅纽因拍照、。当时，在钢琴家路易斯·肯特纳（Louis Kentner，1905-1987）的家中，路易斯和梅纽因开始演奏《春天奏鸣曲》，并完全沉浸在音乐里。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满脸对偶像的崇拜、憧憬、激动和野心勃勃——两位神一样的人物在我一个人面前演奏着，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在拍摄的过程中，他总是轻手轻脚、不断移位，等待“决定性的瞬间”出现。“大部分时候，我需要举起相机、放下，等一会，再举起，又放下……”，巴达回忆，一次拍摄歌剧《玫瑰骑士》，灯光暗下，排练开始，他刚举起相机，指挥索尔蒂（Georg Solti，1912－1997）便大声喊了一句，“不许拍照！”“我当时用的是哈苏相机，快门声音很大，索尔蒂显然无法忍受，”巴达只好换成了莱卡相机，结果又再次被索尔蒂呵斥，“公关在一旁催促着我，‘快点，全世界都在等这些照片’，我急得要命。这时，索尔蒂的夫人悄声说，索尔蒂的脖子不灵活，一般不会往右边看。于是我悄悄地跑到舞台右侧，终于拍下了照片。”

也并非所有音乐家都这么暴躁，有一年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1887－1983）来伦敦演出，一家杂志请巴达到他所在的萨沃伊酒店套房拍照，“鲁宾斯坦打开房门，他说‘你来了我真高兴，我特意花了很长时间做了一个头发，涂了很多发胶。’而我却很鲁莽地回答，‘我可完全看不出来’，因为我只看到他一头白发。”几天后，巴达开始为鲁宾斯坦和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1942-）录制协奏曲的现场拍照，突然，鲁宾斯坦伸手拿出一罐发胶开始喷钢琴琴键，巴达被这情景吓了一跳，鲁宾斯坦却对他说，“我都92岁了，手干得就像纸一样，发胶是粘的，这样我就能够更好地控制琴键。”

“我需要捕捉到艺术家眼神发光的那一刻，”巴达说，“那是一个有真正的灵魂接触的时刻。我有那种捕捉到辉煌瞬间的冲动，因为你确定，这个瞬间会非常强烈地传导到看照片的人的感官之中。这么多年的摄影经验，我几乎成了一个古典音乐的行内人，经验化成直觉，在什么时候按下快门有时便是一种预感。”

巴达与诸多艺术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巴伦博伊姆和其已故妻子、大提琴家杜普蕾曾与巴达一家有着深厚的友谊，“我喜欢杜普蕾早年的那些照片，那些画面代表了当年那个音乐生活非常绚烂的伦敦。”巴达指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并不赞同商业电影对于杜普蕾私人生活的描绘。他对记者表示，1976年的圣保罗大教堂，巴伦博伊姆结束演出后走下台阶，在人群中捧起当时已是重病的杜普蕾的面颊，两个人深情对望，杜普蕾的笑容灿烂无比，这张底片被巴达视为一生的珍藏。

“对我个人而言，摄影的美好之一就是能够将现实中的一个瞬间凝固并留给子孙后人。”克莱夫·巴达说，“所以我觉得，在某个剥离的时刻拍摄音乐家、演员或是歌剧演员，就是完全地体现我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体会，而我相信这也是他们在那个时刻内心的感觉。”